彭家珍，字席儒，1888年4月9日出生于四川金堂姚家渡乡石龙三堰一个塾师家庭。其祖父彭贞吉为金堂廪生，父亲彭世勋为秀才。彭家珍少年时代，正值中国遭逢千年未有之巨变，《中法新约》的墨迹未干，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又起，中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东方大国不仅被西方的英法帝国打败，而且还败在弹丸之国的小日本手中，败得之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苛，实令当时的国人痛心疾首，极为震撼，“三千年之大梦为之一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开始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倡导维新变法，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世纪之末的中国出现了一缕曙光。尽管天府之国的四川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思想多趋于保守，但是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四川也开始受到时代思潮的激荡。彭世勋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很快接受了维新主张，从而热心维新改革，主张实业救国，并与当时四川的著名维新派人物宋育仁、吴之英等相识，多有交往，思想日趋进步。
彭家珍自幼聪慧，4岁发蒙，受教于祖父和父亲，8岁即读完四书五经，父亲又授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对他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从而使他跳出传统知识的框架。家珍求知欲特强，好学勤思，常寻根究底，反复问难。1902年，彭世勋为朋友推荐，来到成都，执教于当时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彭家珍也随之前往。来到成都后，彭家珍除了继续读书做功课以外，接触了不少父亲的新派朋友和书院师生，聆听他们讨论时局政治、文章学术，耳濡目染了不少新思想、新知识，视野豁然开阔，因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越来越关注，以天下国家之事为重的思想在他头脑中逐渐形成。其时，他父亲的两个学生――以后成为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的朱之洪、张培爵对彭家珍影响很大，彭家珍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交谈，渐知清廷的腐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惨祸，从而使少年彭家珍产生了忧国忧民之心。同时彭家珍十分注意阅古辨今，在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营养，他对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主张的儒者之学志在经天纬地、为天下人造福，而不是为君主个人效忠，读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而不是高谈阔论等思想极为钦服，愿身体力行。稍长，彭家珍在张培爵等人的影响下，对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他的思想逐渐脱离维新改良的轨道，日趋激进。
20世纪初年，中国民贫国弱，饱受列强的欺凌，因而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逐渐兴起了军国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发展军事力量，使中国逐渐强盛，摆脱列强的控制而独立。彭家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也主张“非武力不足以救亡”。
1903年，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开始进行军事改革，成都在军事改革的形势下，也建立了四川武备学堂，对外广招学生，彭家珍在张培爵的支持下考入该学堂。这所按照西方军事教育体制进行教学的新式学校，除了教授军事知识外，还开设了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课程。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在传授近代军事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使得学生中具有新思想的爱国、进步青年很快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清王朝的暴政和黑暗腐败更为不满，他们相互间传播革命书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都成为他们如饥似渴的阅读物。彭家珍在武备学堂学习期间革命思想大进，十分向往加入革命组织，参加革命活动。
1906年春，彭家珍以全年第八名的优等成绩毕业，旋与张思聪、陈鸣谦等七人一道由四川总督锡良选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其时日本东京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中国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彭家珍一到日本即感受到了革命的气氛，在革命的门槛外彷徨、苦闷了数年的他十分兴奋，他感到热血在心中奔涌，于是主动与革命党人接触，并拜见了令当时海内外进步青年十分景仰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随后他与张思聪、陈鸣谦等人同时在日本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踏上了为振兴中华，救国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征途，至死不渝。
在日本考察军事任务完成后，彭家珍告别了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启程归国，临行前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布置的在四川发展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的任务。彭家珍从日本启程时，搜集了许多革命书籍带回了国内。
四川政府对于彭家珍等人关于日本考察军事的汇报较为满意，因而彭家珍回川后，即派他到四川高等学堂军事研究所实习，很快又改派到清军第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哨官（排长），驻防成都北门外凤凰山。彭家珍利用自己军官的身份，在军队中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很快在凤凰山新军中形成了一个以彭家珍为核心的青年军官为主的革命小团体。
1907年11月，四川同盟会在江安、泸州发动武装起义，打击了四川政府的反动统治，但由于力量悬殊，加之经验不足，这次起义很快失败了。起义失败激起了同盟会的怒火，同盟会的负责人张培爵、谢持等急召各地同志赴成都，“内则结合新军弁目，外则招致民间会党”，他们商定，准备11月14日慈禧太后生日这一天晚上趁清吏集中成都会府参加祝寿活动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大举起义。彭家珍接到指示，暗中动员军中的革命同志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并制订好了行动计划。但在起义前夕，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向清政府告了密。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得到消息后，急调军队人城，在各主要街道严加把守防察。到了11月14日这一天，清吏倾巢出动，在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封锁主要街道，挨家挨户盘查，像过筛子一样在城内搜捕革命党人。由于敌人封锁严密，起义联系受阻，同盟会负责人与各路起义军联系中断，城外各路整装待命的同志，看不见举义讯号，听不到炸弹响声，得不到行动命令，候至天亮，始知事败，乃各自分散。因此，彭家珍的身份又隐蔽了下来，故他随所在连队的新军调入城后，立即设法通知张培爵等同盟会负责人转移，又以守护外城南红牌楼火药库为名，只身一人出城，沿路通知所见的起义队伍及时解散。
清吏此次为抓革命党人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做了精心的安排，但是仅仅抓住几人，因而清军统领朱庆澜怀疑内部有人通风报信，他认为彭家珍曾主动请求出城，行为可疑，便派人暗中盯梢。彭家珍发觉有人跟踪，便与敌人巧妙周旋，他认出跟踪者是同营的一个军官，而此人劣迹较多，彭家珍即反攻为守，以公开他的劣迹相挟，该军官大惧，归来向朱庆澜汇报彭家珍忠诚可靠。就这样，他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暗箭，但朱庆澜仍对彭家珍不信任，遂决定不再让他带兵，而改任为弁目队教官。1909年，彭家珍因教练成绩优良，被委任为六十六标第一营左队队官（连长）。是年夏，彭家珍未婚妻的舅父张蓬山升任云南新军协统，邀他前往云南。他觉得离开此地倒可以暂时躲过朱庆澜的监视，于是彭家珍就到了昆明，被云贵总督委任为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练官，因他教学有方，练兵有术，数月后又升任学堂提调。次年张蓬山失势，学堂也被解散，彭家珍感到留在云南也无大的发展，于是决定到东北去。他从云南经越南，到香港，沿途目睹法国人在越南的种种殖民暴行，深叹亡国奴之苦。经过香港时，看到香港岛上“洋房林立，纯系英国世界”，心中极为愤慨，发誓要推翻清廷，光复神州。
1909年5月，彭家珍几经辗转到达沈阳，经友人介绍，任奉天讲武学堂附属学兵营队官兼教习。彭家珍利用自己队官的身份，趁机吸纳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李培基、张揆一等加入学兵队，同时在学员中积极发展同盟会员。此外彭家珍还派人到附近的陆军二十二镇中发展组织，待机起义。
在东北期间，彭家珍的父亲多次写信催他回川结婚，但他均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等为理由婉言拒绝，表示“宁为国家蹈鼎镬而求死，不甘屈蠖以偷生”。彭家珍对革命成功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将来革命成功后，世界会趋于大同，因而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世界语，准备“于未来大同世界谬参一席”。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近日于公假后，每晚到大北关外学习世界语二小时。”他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在抓紧学习世界语的同时，还对西方其他政治学说或作涉猎，或作精研，为革命成功后建设新社会作准备。
1911年夏，从京城传来消息，说清政府已宣布“铁路国有”，收回已经准许商办的铁路干线，实际上是以“铁路国有”为名，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人民奋起揭露清政府出卖川汉铁路的罪行，并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抵制政府的卖国行为。彭家珍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中敏锐地感到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席卷全国。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彭家珍决定到清王朝的政治中心活动，他通过多种关系谋求到东三省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代理标统职务。
彭家珍到天津后，立即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筹备成立京津同盟会。其时京津地区的革命党人较少，仅有汪精卫、黄复生、易昌楫、赵铁桥、张俞人、彭家珍、陈宪民等20余人，筹备会议决定在现有的同盟会员中分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彭家珍与赵铁桥、黄复生、罗伟章被派往上海制造炸弹、购买手枪等物。彭家珍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对于制造炸弹还是十分陌生，他到上海后，边学边做，不到一月，即试制成功，顺利完成任务，回到天津后，再教北方的同志制造炸弹时，他已经能够得心应手。不久，京津同盟会成立，根据当时的需要，设立了总务、军事、交通、财务、宣传各部，其后还增设了暗杀部，彭家珍被选为军事部部长。
其时革命党人活动经费十分拮据，彭家珍利用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务之便，暗中将兵站用饷、枪支、军马、军粮及现金等挪出，悄悄地供革命党人使用，并将陆军部所发的军用免费车票、半价军用物品票等交给党内同志，供他们往来于京津等地。这样，不仅为革命党人解决了经费困扰，还利用军用免费车票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的统治面临崩溃，清廷为了镇压南方革命党人起义，从欧洲购回大批军火，由俄国经东北入境，准备经京奉铁路南运长江前线。火车到沈阳后，彭家珍被委为主要押运人员之一，接到委任通知，他心中万分高兴连呼“天赐良机”，他立即找到革命党人商震等人商议，决定在列车路过滦州时，由驻防滦州二十镇的革命党人施从云、王金铭设法截车。并迅速将军火转移。经过一番周密策划，这批从欧洲购回的军火顺利地被革命党人截获。其时，正在南方与革命党人激战的清军急需枪弹，没想到半路出错，清廷大为震怒，下令清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速咨陆军部通饬严缉。彭家珍得到同志报警，即离开了天津兵站，化名朋嘉桢，转入了地下活动，仍秘密往来于京、津、奉、滦、沪、宁等地之间，策划发动北方起义。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相继响应，十几个省先后宣布独立，革命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以袁世凯为首的一批北洋军人，他们依仗拥有兵权和强大的实力，妄图挟重兵以观形势，利用清政府和立宪派与革命党人谈判，操纵和谈，以达到选举袁为民国大总统的目的。窃国心切的袁世凯同时又准备了另一手，如果前策不成则以大兵压境，扑灭革命，将新生的共和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这样，他便可一举两得：既可利用南方革命军威胁清王朝，实现逼宫，又能使革命党人让步，窃取革命果实。以良弼、载泽、铁良等为首的王室亲贵，他们既感革命军的强大，清朝旦夕可亡，又惧袁世凯反叛清朝，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筹组宗社党，决心反对共和，与南方革命党拼一死战，并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这样，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征途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彭家珍等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在分析了北方的形势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北方革命之所以不能很快发展，主要是敌人力量太强大，只有擒贼先擒王，先诛杀阻碍革命的死敌，才能将革命进一步发展。于是，他们决定用谋杀的办法把敌首除掉。经大家研究，谋刺的对象主要有三个：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军咨府副大臣良弼、度支大臣载泽。在分析了以上敌首的行踪后，他们制定了一个行刺计划，并迅速与上海方面取得了联系。谋刺所需的各种武器先后从上海运到了北京，参与暗杀小组的同志也开始每天到京西门头沟、十三陵等处荒山演习，彭家珍将军事部的工作委托给吕汉群、刘应福诸同志后，毅然决定由他去暗杀良弼。
1911年12月中旬，彭家珍与四川籍党人陈宪民一起在北京四川营董宅赁房居住，为暗杀良弼作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便于掌握良弼的出行情况，他们又在良弼经常过路的西华门内租了一所房屋，让彭家珍的两个学生熊、刘二人居住。由于该房屋久未住人，幽寂冷落，熊、刘二人又向来胆小，谁知，怕鬼偏有鬼叫门，深夜熊君梦见与鬼搏斗，发出怪厉之声，恰好清巡警路过，听见叫声，即破门而入，熊、刘始醒。翌日，彭家珍听说此事，笑着对二人说道：“租房第一夜，我一人独宿空院，破窗入风，腰刀挂壁，孤灯深夜，寂无所闻，惟觉衣薄衾寒，而心壮足以制之。两君何怪？若共和不成，我辈也应当为鬼雄，以昨夜两君之所受者，转而施之与清政府当道之人。”
1912年1月6日，负责刺杀袁世凯的暗杀小组在东华门外丁字街阻击袁世凯失手。袁世凯大惊，遂派出大批清军警在北京城内搜捕革命党人，先后被逮捕的党人达百余人，直接参与暗杀袁世凯的黄芳萌、杨禹昌、张先培三人也被捕，光荣牺牲。彭家珍和陈宪民居住的董宅也遭军警搜查，仆人张顺被捕，由于彭、陈两人事先闻风先匿，方才躲过大难。董宅是不能再住了，两人只好又迁居到中西旅馆43号继续探寻良弼、铁良、载泽等人的行踪，为暗杀作准备。
袁世凯遭行刺后，行动变得小心谨慎，深居简出，警卫森严，要再暗杀他已不可能，其他清朝大吏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了免遭不测，人人都变得行踪不定。同时清廷也加剧了对可疑人员的搜捕，只要是被怀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被拘捕，搞得人心惶惶。致使不少党人对于暗杀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有的提出改变行动计划，另作打算。彭家珍认为，只有用暗杀的办法，才可以避免更大的流血牺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根据掌握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他说：“清政府的要人经常集会资政院，我们何不待资政院开会时，搞一张亲贵旁听证人院，携带炸弹，待机而发。将清朝主要大吏一网打尽，然后快心。”尽管他们设想的办法挺好，但由于清廷鹰爪遍布京城，一时仍难以下手。陈宪民与彭家珍商议，让彭家珍先到天津暂避，待有机会再通知他回来。
十天后的一个夜晚，彭家珍乘火车到了天津，住在革命党人在天津的一个联络点民意报馆。彭家珍刚刚住下，陈宪民侦得资政院将于19日开会，不少清朝王公大臣都要到会，他立即用电话通知彭家珍火速返京。彭家珍闻讯急忙往北京赶，但到北京时已经是12点，等他取到炸弹再到资政院时，已经闭会，清吏均已散去，此一计划也未能实现。
事后，彭家珍与陈宪民商议，认为还是单独暗杀一个清吏把握性大一些。他认为：“良弼学识较优，任事毅勇，为宗社党推为首领，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他对陈宪民慷慨激昂地说道：
“我四亿同胞流血牺牲，豆剖瓜分，亡国灭种，正斯时也。同胞同胞！同志同志！共和若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我志已决，后来事诸君努力为之可耳。”
然而要暗杀良弼等人并不容易，首先必须设法接近他们，但如何才能作到这一点，颇伤脑筋，彭家珍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一个好办法。一天，他忽然想起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载泽等人关系很好，可利用崇恭之名来接近良弼等人。他随即找到陈宪民等人，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让自己的学生刘升之到奉天以崇恭的名义给良弼拍一假电报，内容为东三省的满族人愤宗社将亡，谋保卫满清，举崇恭为首领，来京与载泽、良弼等人面议保护清廷，组织敢死队事宜。等电报到京时，各同志则怀揣炸弹，持崇恭的名片分别去载泽、良弼等人的住宅，趁其不防，将他们炸死。”听完他的计划，多数同志都认为这个办法太冒险，且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徒死无益。彭家珍则坚定的表示：“我一人行之，必达目的。”陈宪民作为彭家珍的同志加好友，对他的暗杀计划表示十分支持。
自袁世凯遇刺后，老奸巨猾的良弼为了安全起见，连忙搬家了，他行动诡密，一般人都不知他住在何处。陈宪民与彭家珍一起，为了侦察到良弼的新居，从早到晚，跑遍了北京城，四处打听良弼的新居。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多月的细心探访，在1月24日这天暮色降临之时，他们终于在西四牌楼北红罗厂找到了良弼的新宅。26日晚，同盟会派出去探听消息的朱某回来报告说，满清权贵将借领赏腊八喇嘛恩粥为名，齐集内廷，密议军事行动，以对付南方革命力量。彭家珍与李时曾等人商议，决定次日分头在各要道拦截。彭家珍即外出到密藏炸弹的同志家取来自制炸弹两枚。待他回到旅馆时，突然，一个负责监视良弼的同志回来报告说，当晚良弼乘车外出一直未归，彭家珍听后心中一动，认为是暗杀良弼的一个难逢良机。他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行动，立即去刺杀这个老狐狸，为了不连累其他同志，彭家珍决定单独行动。他回到住房，取出一套崭新的灰色冬呢军官服换上，脚穿西式黑色马靴，佩上腰刀，怀揣新式手枪一支，一切准备停当，他走到桌前，对着镜子又从上到下审视了一番，感到已无可挑剔，遂关上门，静坐桌前，作绝命书，他又想到天津同盟会的同仁们近来失和，纪律松散，应该再对他们说点什么，于是，他给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写了八条遗言：一、撼大摧坚，要默默留意，悄悄下手，慢慢见功，吾党当列为座右铭。二、凡在横逆来侵，先思所以取之故，继思所以处之之法。不可随意动气。两个动气便成一对小人，一般受祸，吾党其勉之。三、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吾党其三思之。四、分明不动声色，济之有余，却露出许多痕迹，仍未成功。吾党执一偏之见者，其翻然改辙。五、使气最害事，共心最害理。吾党临事，当平心静气。六、做事要见事后效果，休借事前议论。吾党畏首畏尾，其思之。七、审时量力，固为作事的不二法门。然理所当为，地在可行，则计不得成败利害。吾党观望犹豫者，曷当听诸。八、多人共事，事成不必功之自我出，事败不必咎之他归。吾党争权揽势者，其知否？
彭家珍将绝命书写好，重读了一遍后放置桌上，随即开门唤来仆人伍焕章，交给他银票百元，对伍说道：“我有事将出门，能否回京还不能定。明晨一早，你将我的衣服等各物运到天津交给民意报馆，你也暂住报馆。今夜如果陈、李、朱等先生来，请他们不要在我的房内住宿。”说完，即出门乘上一辆胶皮车，为了避免暴露组织，他命车夫先往东行驶了一段路后，再返回头往西快马加鞭到金台旅馆。
金台旅馆老板见一辆马车行色匆匆而至，从车上走下一个身穿校级军服的青年军官，以为是外地来京办事的军人，急忙上前迎接，并问：“这位军爷来自何处，有何吩咐？”
彭家珍拿出预先印好的崇恭名片交给店老板，令他挂号，并说自己来自天津，行李在后，要店老板先给他安排住宿。老板引彭家珍到楼上，安排在中层13号房，彭家珍进屋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怀里取出纸烟点燃，慢条斯里的抽起烟来。突然，他装出好像想起了什么事的样子，将烟猛吸几口，又吩咐店老板准备店中的马车，有公事要马上外出，随即下楼在客厅等车。
不一会，旅馆伙计将马车驶来，彭家珍立即上车，命车夫将车驶往前门，他先到军咨府和良弼旧宅看了一遍，未见良弼的马车和随从，然后又命驾车驶往西城红罗厂良弼新宅，他下马车敲开良宅大门，递上崇恭名片，对守门人说，他来自东北，有要事面见良大人。门房回答说，“良大人外出未归”，并引彭家珍内在客厅等候。
其时已是夜深人静，彭家珍觉得倒是一个杀死老贼的好机会，就坐在良家客厅静候良弼归来。谁知，一直等至凌晨2点，仍不见良弼回来，他只好十分失望的告辞。就在他刚上车未行几步时，忽然发现远处良弼的车迎面回来，他急命车夫马上调头，抢先回到良宅。彭家珍下车后，即立于良宅门前的两马石之间。须臾之间，良弼的马车也已赶到，只见车停稳后，良弼缓步下车，彭家珍即快步向前，递上崇恭名片。良弼与崇恭相熟，见来人不及崇恭高大，神色也有些异样，意欲躲避。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彭家珍迅速以右手从外套中取出二号大炸弹掷地，炸弹触地爆炸，霹雳腾空而下，良弼左膝炸断，惟筋皮连接，昏死卧地。炸弹爆炸后，一块弹片飞人彭家珍的头部，彭家珍顿感两眼一黑，身体失去平衡，仆倒在地，由于流血过多，未能及时抢救，不幸壮烈牺牲。死时左手犹插入外套口袋中，紧握另一枚用白绸包裹的炸弹。
良弼家人闻听突如其来的炸弹声，举宅不知所措，好长时间不敢开门出视，约50分钟后，大门外仍一片寂静。良弼之妻因惦记主人，始命仆人开门观察，只见良弼倒卧血泊之中方醒，大声呻吟，良弼家人将他抬人屋内，急请来日籍医生川田诊治，但良弼终因受伤过重，流血惨痛，辗转呼号至29日深夜一命呜呼。
1912年2月12日，即彭家珍炸良弼之后半月，清宣统帝下诏宣布退位。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了，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复存在。这一伟大的胜利当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所进行的无数次浴血斗争才取得的，但彭家珍在关键时刻炸死良弼，给穷途末路的清朝统治者在心理上致命的一击，其作用亦非寻常。因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高度评价彭家珍对革命的贡献，称“我老彭收功弹丸”，并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令崇祀忠烈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彭家珍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印有“永垂不朽”字样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其故乡金堂县（现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将军专祠也列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成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均有不少海内外游人和省内的青少年前来参观瞻仰。